2021年中国孔子文化节暨第七届日产世界文明论坛将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日产世界文明论坛以“文明对话与全合作”为主题，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古老文明的博大智慧，探索不同文明融合之路，呈现文明。人文荟萃，百思争鸣的思想盛宴，蔚为壮观。
为了更好地展示本届日产世界文明论坛的创新理论成果，《理想中国》专门推出了名为“理想笔记——第七届日产世界文明论坛”的栏目。今天，《李想笔记》邀请了复旦大学哲学教授白东东，以《新冠疫情下西方体系中儒家政治哲学的反思》为题进行演讲。
白桐东
复旦大学哲学系
COVID-19大流行的全蔓延为哲学思维的思想实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本文的考察将以更广泛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背景。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20世纪90年代，以日裔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的著作为代表的主流观点是，自由民主制度是所谓历史的终结，即人类追求理想制度的归宿。更重要的是，我在下面考虑的两个重要题——隐私和国家强制——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变得非常突出。我们还从批判性的角度审视了以下三个题，并揭示了该框架的局限性。因此，我将在这个系统的背景下审视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挑战。无论是内部讨论还是外部挑战，我所依赖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儒家思想。我希望这里的反思能够成为探索人类政治和理想制度的根本题的起点。
隐私与公益
控制新型冠状病疫情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所谓的接触者追踪，即利用手动或电子手段追踪感染患者的接触者。电子手段，包括手机定位验证、视频监控等，但在西方民主社会，尤其是美国，这些手段往往被怀疑侵犯个人隐私，所以在小说《1984》中，它们被用来监控控制人的言行，也比喻为一个角色。然而，从经验层面来看，很难说追踪感染者的电子手段与自由民主制度相冲突。韩国和以色列都使用手机进行接触者追踪，英国也拥有广泛的视频监控系统。
对于许多人来说，可接受的隐私题源于对个人缺乏尊重、个人信息保护不善，甚至滥用该信息。现在中国境内的许多交易都需要手机号码和信息。然而，尚不清楚如何保护这些信息。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都经历过广告电话、有关航班变更的电话等。最可能的原因是您的个人信息未受到保护或被恶意出售。
要解决这些题，我们可以通过明确的个人信息保护和使用法律、建立公共秩序、建立尊重隐私的良好风俗来解决这些题。然而，在西方，一些人似乎已经将重点从关注个人信息获取后的使用管理转向保护个人信息本身，即拒绝公共机构或公司访个人信息。那。在控制COVID-19大流行方面，有些人完全反对接触者追踪，尽管他们没有讨论追踪时充分保护隐私的题。从现实意义上讲，否认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无限概括往往是在没有任何真实证据或可能性的情况下想象极端情况下的损害。他们采取的态度是隐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不是真正权衡侵犯隐私的可能性和损失与对公共的潜在危害。
这种对隐私的极度痴迷的理论根源在于西方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极端对立以及对公共性的阻止。公共与私人的观念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古老的资源。柏拉图的“乌托邦”至少从表面上看是消除一切自私，甚至是家庭，为了城邦的利益。其背后是私人利益损害公共的基本假设。战国思想家韩非子也强调公私不同的观点。然而，柏拉图的“乌托邦”和韩非子都担心私人利益损害公共利益。然而近代以来，以英国思想家密尔的《论自由》为代表的西方，在延续公私对立的理念的同时，又注重防止公权力和公众对个人的侵害。无论他个人出于何种原因关心这个题，他的思想确实深入人心，成为自由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
然而，中国秦朝的儒家思想挑战了公私生活冲突的绝对性，强调公私生活的连续性。也就是说，相对私人的家庭中的个人选择和个人活动会影响他人和公众的，因此公众有充分的理由关心私人利益。《论语》中有云“孝弟，仁之本”，意思是说，尊重家人是体贴他人的基础。孟子也说“老者有老人的样子，少年人有少年人的样子。”这种观点也体现在一句谚语中“连房子都不打扫，如何使用世界？”如果这个想法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个人的行为，或者他们在自己家里的隐私行为，可能会对公共利益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得到了清楚的体现。一个人感染后的个人活动，例如是否戴口罩，可能会对他人产生重大影响。这对隐私神圣性的观点提出了根本性的理论挑战，因为它是基于个人选择和公共利益的分离，并且只关注公共对私人而不是私人对公共的威胁。威胁。因此，从儒家公私相续的思想出发，结合保护和尊重隐私的常识意识，我们不应该把隐私仅仅视为个人的事情，神圣不可侵犯的事情。防止公共当局的不文明行为和侵犯隐私。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两者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由国家强制执行的边界
与上一节提到的强烈隐私概念相关，戴口罩在美国也被政治化，州强制戴口罩被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然而，如上一节所示，这种反对意见在经验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许多自由民主国家都有国家面具授权。此外，很难想象全国强制佩戴口罩会导致个人信息滥用等题。因此，除非我们采取绝对个人自由的立场，否则在自由制度下，强制佩戴口罩并不是真正的题。戴口罩的政治化是美国特有的现象，与右翼意识形态有关，而不是自由制度本身的题。然而，现有信息表明，人人戴口罩可以减缓疫情的进一步传播，而疫情的最终控制将取决于疫苗。然而，整个西方的反疫苗接种浪潮却很强劲。这不仅限于美国，也不限于右翼，还包括很多后现代、反科学的左翼势力。这一浪潮已经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于人们创造了一个新的英语单词来指代属于这一浪潮的人，即所谓的“Anti-Vaxxers”。
反对接种疫苗的理由有很多。有些人出于宗教原因这样做。例如，犹太团体哈西德派犹太人的一些成员出于他们理解的宗教原因反对接种麻疹疫苗，这导致了去年纽约麻疹的爆发。其他人则被错误信息误导。例如，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将疫苗接种与自闭症联系起来的研究不可靠。这些反对意见的背后往往是对科学本身的怀疑。这种怀疑不仅限于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且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中也很普遍。
无论个人原因是什么，很明显，这是个人选择如何影响公共和集体利益的又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决定不接种疫苗，生病后可能没什么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可能会感染其他未接种疫苗的人，而该人可能会患上重病甚至死亡。而且，如果个人不接种疫苗，或者人口足够多，社会没有达到群体免疫，疫情就会失控或者再次爆发。那么我们想，对于拒绝接种疫苗的人该怎么办？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效仿古巴前“麻风病殖民地”或“病疗养院”的做法。过去，防止当时无法治愈的麻风病传播的一种方法是将所有麻风病患者带到特定的偏远地点。同样，古巴政府围捕病患者，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物质支持甚至就业机会，但不允许他们离开“疗养院”。与普通古巴人相比，他们在那里受到的待遇更好，据说还有积极感染病的人才有资格去病疗养院。但如果这种做法是强制性的、长期的，而且针对的不仅仅是个人，很难想象它不会违反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而且，即使宗教人士决定自我放逐，比如美国的阿米什人，有意识地将自己与现代生活隔离，这些自我放逐的场所也必须完全关闭，因为新冠病是一种传染病。他们与外界隔绝，自给自足。在现代社会，这样的地方很难找到。
在疫苗接种题上，我们再次看到独立个体的想法完全是一种幻想。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一个题。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高度的连通性和流动性，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个人选择几乎总是会产生公共后果，这意味着公共与私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连续性。接种疫苗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无论一个人吃一根红果冰棍还是绿豆冰棍，对其他人来说很可能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选择。除非我们能找到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说服那些拒绝接种疫苗的人不要自愿移民和离开，否则控制疫情的唯一办法就是广泛接种疫苗，实现所谓的群体免疫。当然，广泛接种疫苗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接种疫苗。假设我们需要为90%的人口接种疫苗才能得到这个结果。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容忍大约10名因各种原因无法接种疫苗的人。那么这10个人是如何识别的呢？
与此同时，一些坚持素食的印度教徒也可能拒绝接种疫苗。但我们应该把这个放在哪里呢？这是否包括出于非宗教原因吃素的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如何防止不想接种疫苗的人打着素食主义的幌子接种疫苗呢？对于不想接种疫苗的人来说，一个可能的策略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借口来推迟接种疫苗。虽然超过90%的人口将接种疫苗，但他们也许可以跳过疫苗。毕竟，没有一种疫苗是绝对安全的，总会有人在接种疫苗后出现严重的副作用。如果这样想的话，最合理的选择就是个人控制瘟疫而不接种疫苗。上面提出的策略是任何理性人都会采取的策略。这就是哲学中臭名昭著的“基数”题。我们知道维持公共交通需要资金，包括价。如果大家购买车时不合理计算个人利益，公交系统将无法维持，最终个人利益将受到损害。穆勒等功利主义者使用类似的论点来支持规则的遵守。然而，这种功利主义的论点并不能得出一个人应该为了个人利益而积极购买选的结论。我们可以采取另一种策略。通过鼓励别人买，我们自己不买，就是在暗中“利用”别人努力获得的公共利益。有了疫苗，这种“乘客题”也非常明显。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允许某些群体免接种疫苗，我们需要把这个原则说得很清楚，不要给他们打车的机会。但我们还是回到含猪油疫苗的例子。恐怕，如果某个特定群体中穆斯林、正统犹太人、素食主义者和印度教徒的数量超过10人，这些“硬性”的宗教原因可能会成为预防传染病的障碍。也就是说，豁免接种的标准不仅要明确，而且要足够高，以确保符合豁免条件的人群低于一定比例。这也意味着一些寻求豁免的人将无法获得豁免，即使他们有正当理由这样做。这是自由社会中的一个题。我们必须依靠国家强制，而不考虑个人自由，包括我们普遍尊重的自由。如果个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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